林彪旧部浮沉录：老实人的生存智慧

林彪旧部浮沉录：老实人的生存智慧

编者按：九一三事件爆发后，黄、吴、李、邱四人遭受隔离审查，被定性为林彪的忠实追随者，他们的政治生涯因此戛然而止。他们先是被关押于北京卫戍区，继而被转移到秦城监狱，随后接受审判，并在之后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其他多位将军，也纷纷黯然退出了政治舞台。

依次排列自左方至右方，分别是：邱会作、吴法宪、黄永胜、李作鹏。

这四位杰出人物分别是政治局委员、总参谋长黄永胜，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，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李作鹏，以及副总参谋长兼后勤部长邱会作。他们共同的特点在于，都曾在东北野战军、第四野战军服役，且均出身于红一方面军、红一军团，即所谓的“双一”。他们踏上革命征程并非偶然，这既得益于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时代背景，也受到个人身份与家庭环境的熏陶。黄永胜在参加起义之前是一名普通的士兵，而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则是在红军从井冈山出发，历经赣南、闽西的扩红时期加入革命队伍的。在革命生涯中，他们历经磨难，九死一生。回顾长征初期，出发时的8万多人，最终抵达陕北的仅剩下7000余人。

黄永胜将军，咸宁咸宁人氏，于1927年7月，年仅17岁，毅然离家出走，抵达崇阳县城。彼时，他在县团防局担任民团士兵，初衷不过是谋一饭碗，以求温饱。8月20日，黄永胜投身于罗荣桓在湖北通城县发起的通崇秋收起义（崇阳、通城均位于长江南岸，咸宁东南部），随后，在江西修水，他所在的队伍被纳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，罗荣桓则担任连党代表。黄永胜与陈士榘的革命经历相近，两人仅相差一个月被编入警卫团，陈士榘略先一步，而张宗逊则担任该团的连长。仅十数日后，9月9日，黄永胜参与了毛主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，与会的还有浏阳工农义勇军的中队党代表宋任穷。由此可见，罗荣桓和毛主席均堪称黄永胜的革命导师。

秋收起义胜利之后，黄随军踏上了井冈山的征途。他身材魁梧，勇猛善战，思维敏捷，军事才能初露锋芒，然而性格却颇为桀骜不驯。在中央苏区期间，黄曾因成功追回企图脱逃的部队而荣获红星勋章，既彰显了他的英勇，亦体现了行动之危险。王尔琢将军亦因追回部队而遭不幸，在被追上时英勇牺牲。朱德将军率领的天心圩八百勇士组建了红28团，而毛主席领导下的秋收起义部队则成为了红31团。黄在战斗中不断磨砺，逐渐展露头角，到了1931年，他已升任红一师三团团长，成为中高层军官。那时，林彪已是军长、军团长之位。

在长征征途上，黄永胜指挥的红三团英勇担当，时而成为红一军团锐不可挡的开路先锋，时而化身为坚不可摧的阻击后卫，肩负着最为艰巨的使命。此部在湘江抗敌、四渡赤水、夺取遵义、猛攻泸定桥等一系列战斗中，屡建奇功。尤其是在四渡赤水战役中，黄永胜率领红一师三团假扮红军主力，巧妙地牵制了敌军。抵达陕北后，黄永胜晋升为红二师师长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先是担任685团团长，继而被调至115师独立团，辅佐杨成武。在五台分兵之后，黄永胜随独立团奔赴晋察冀地区。在那里，他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。到了1943年，黄永胜率领六个团（后改编为教导第二旅，黄永胜任旅长）前往延安，保卫七大召开。1945年，他率领教导第二旅奔赴东北，实则驻守冀热辽地区，也就是辽西一带。直至冀热辽地区划归东北，归入东野指挥，黄永胜才在林彪麾下效力三年。林彪对那些琐事不甚关注，黄永胜桀骜不驯的性格也无处遁形，只要能够取胜，一切便顺理成章。

“你们无需批斗他，他只懂得养猪。”众人闻言，纷纷大笑，此事遂告终。

吴法宪早年投身革命，最初加入儿童团，并荣任队长。在首次反围剿战役取得胜利后，受村里动员，他毅然投身红军。在那个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，吴家曾拥有曾祖父、祖父母、父母以及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。然而，在这几年间，曾祖父和祖父相继离世。尽管第三次反围剿战役最终获胜，但吴法宪的家乡却不幸被国军占领。全家被迫逃入山区，祖母、母亲、弟弟和三个妹妹因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，相继在严寒和饥饿中离世。庞大的家族，最终仅剩他本人——那时他还名叫吴文玉——和父亲相依为命。初入革命队伍，吴法宪被编入赣东独立团，但由于身高不足，未能如愿。几经辗转，他最终加入了宁都独立团（后于1932年更名为广南独立团，隶属于红十二军广昌独立师）。凭借一定的文字功底，他被分配担任通讯员和连队文书。部队整编后，他进入十团学习，因工作表现优异，得以留任十团担任青年干事（十团为老牌部队，原广南独立团改编为十一团）。后来，他又留在师部，继续担任青年干事。

在四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之后，红军进行了整编，原广昌独立师改编为红二师六团。当时红二师的政委是刘亚楼同志，他委派吴法宪同志担任师警通连的指导员。此后，吴法宪同志又被调至红一师，担任青年干事。红一师的政治部主任是谭政同志。而那时，林彪同志已经是军级干部，两人级别相隔，相互并不熟悉。尽管如此，吴法宪同志始终在红二师和红一师体系内工作。随着红一师发展成为八路军115师的独立团，红二师也逐渐演变为115师的685团。在五台分兵，林彪同志受伤之际，吴法宪同志带领685团挺进豫东、鲁西南，直至苏北，苏鲁豫支队的名称由此诞生。该支队曾一度归罗帅指挥，但罗帅对吴法宪同志的评价并不高。在吴法宪的回忆录中，他表达了对罗帅未能提拔他担任苏鲁豫支队书记的遗憾，并在回忆录中提及了被认为是罗帅污点的湖西肃反事件。罗帅重用自己的警卫员王凤鸣在湖西地区进行肃反，导致一些干部被捕甚至面临死刑，连梁大牙梁兴初同志也被拘禁，险些丧命。苏鲁豫支队后来被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，直至进军东北之前，始终紧随黄克诚同志的脚步。

吴法宪与刘震同属新四军三师麾下，且在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并肩作战，分别担任政治委员与司令员。第二纵队，即赫赫有名的第三十九军，历史上未曾遭受分割，始终维持着顶尖的战斗力。吴法宪长期从事政治工作，因而成为该纵队的党委书记。在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的途中，他在武汉的一次猎枪玩耍中意外走火，不幸导致左手拇指被击断，食指和中指亦受损严重，不得不在武汉长期休养。鉴于与刘亚楼的良好关系，加之他长期负责政治工作，当刘亚楼奉命组建空军时，便将吴法宪调入空军，不久便接替肖华担任政治委员一职。除却与刘亚楼关系密切，刘亚楼将吴法宪引入空军，还因其资历尚浅，对刘亚楼言听计从，使得刘在空军拥有极高的话语权。因此，空军初期由吴法宪担任政治委员，继之而来的是余立金，若非刘亚楼在临终前的极力推荐，林可能不会同意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一职。在改造期间，吴法宪表现出了极佳的态度。

李作鹏，在兄弟五人中位居第三。他的大哥持有进步的思想，因宣传我党的先进理念，在敌军反扑时遭到通缉。随后，他加入国民党，担任中尉书记官。西安事变后，他选择辞职返回故乡，担任了县政府的区长。当国民党撤退至台湾时，李作鹏写信劝阻大哥不要随行。大哥原本以为身为共产党官员的弟弟能够安然无恙，但解放后，他仍被判刑，并在劳改中离世。李作鹏的二哥身体孱弱，两个弟弟年幼，父亲便着重培养他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。红军进军赣南之际，李作鹏受到革命思想的感召，渴望投身革命。父母虽对子女关怀备至，但父亲坚决反对，母亲只能以泪洗面。尽管如此，李作鹏的坚定意志最终打动了家人。他最初加入了少先队，随后在准备攻打南昌和九江时，被集体调入红军。由于身材高大，他被杨立三选中，成为总司令部的传令兵。之后，他又成为朱德的警卫班卫士，并随后转入中革军委总部，从事谍报和译电工作。在长征途中，他多次截获滇贵部队的情报，为红军的生存和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在抗大时期，李作鹏因文化水平较高，担任了教员一职，当时抗大的校长正是林彪。

李氏独具聪慧之脑，思维敏捷，却言语不多，嗜书如命，勤于思考，与沉默寡言的林彪颇有相似之处。传闻林彪对他甚为赏识。自抗大毕业后，林彪便邀请李作鹏至115师师部，担任侦察科长及作战科长之职。然而，1938年林彪受伤休养之际，李作鹏随罗荣桓转战山东，在陈光与罗荣桓麾下效力，此后更升任参谋处长。李氏之眼，不幸于1939年在山东战役中因日军毒气弹而受损。他曾潜往北平接受手术，但耗时过长，手术最终失败，导致右眼完全失明。在东北时期，李氏从敌军将领手中缴获了一只墨镜，爱不释手，此后便一直佩戴。当陈光赴延安、罗荣桓因肾病一度无法履职时，军事指挥的重担便落在了李作鹏这位参谋处长的肩上，而政治工作则交由肖华负责。尽管此时期战事不多，李作鹏仍随部队抢占东北，并在总部担任参谋处长。然而，舒兰酒后失态事件发生后，林彪便将李作鹏派往一线作战部队。据李氏回忆，他曾向林彪表达过希望前往作战部队的愿望，起初林彪并未同意。

李继而被调至一纵，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之职，此后又转任六纵，兼任副司令及16师师长。他与黄永胜并肩作战，在新民地区成功截住了廖耀湘兵团，功勋卓著。然而，他的更大贡献在于解放海南岛。当时，李担任43军军长，与40军军长韩先楚各率一军，勇闯琼州海峡，李部位于东岸，韩部位于西岸。这便是李后来被调至海军担任政委的原因，而韩先楚也被任命至福建担任司令一职（用演义的表述，我有上将韩先楚，擅长渡海作战）。李在海军任职期间，还参与了军委办事组的工作。据李的回忆录记载，当时101号飞机即将起飞，李是唯一一个有意放行101号飞机的人。

邱会作，他是在朱毛红军撤离井冈山，向赣南扩张红军力量之际加入红军的，当时年仅十五岁。年纪尚幼，按红军规定不能入伍，但邱会作机智过人，他瞒着家人，趁着红军征兵队伍离开的清晨，悄悄加入了红军的行列。因年纪轻轻却头脑灵活且略通文墨，起初被任命为传令兵，继而担任连队文书。他最初属于地方部队，后调入红三军九师，参与了苏区历次反围剿战役。凭借政治上的可靠性和出色表现，他被选为政治干事，充实到新成立的红五军团。由于红五军团的表现令人瞩目，他又被推荐至红军工农学校深造。学业结束后，因成绩优异、家庭成分良好且身为党员，他被留在了瑞金的红军总部机关，分配至总供给部财政处担任会计。此后，他还兼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员，负责管理全军及总供给部相关的军务实力统计。这项工作涉及绝密信息，涉及了解红军的财务状况和军队动态，使他成为掌握核心机密的重要人物。

除杨至诚部长与叶季壮政委之外，仅有邱会作对全军各项数字了如指掌。在长征前夕，长征的消息严格保密，未曾外泄。邱会作被委以重任，执行周总理交付的机密任务：炸毁兵工厂、药品材料厂及数个仓库，并将大量浮财埋藏。鉴于邱会作的特殊身份及任务性质，他得以掌握红军的全部实力。如今，他不仅知晓红军准备撤离中央苏区的绝密情报，保卫局亦担忧其可能逃逸，从而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，因此将他拘捕，并准备执行死刑。行刑之际，恰逢周总理与叶季壮路过，邱会作以充满期盼和无助的眼神注视着周总理。周总理与叶季壮向邓发求情，最终挽救了邱会作的生命。长征途中，邱会作担任中央纵队的大管家，负责财务、粮食管理及文件保护。当周总理生病高烧时，邱会作与战士们一同攀登雪山采集冰块，为总理降温。在穿越夹金山时，也是邱会作与同伴们设法获取食物，确保中央纵队能够保持热量与能量，保障了队伍的安全。

毛主席曾在一次交谈中提及邱会作，称赞道：“长征途中，中央纵队穿越雪山草地，未出现饿死情况，邱会作功不可没。”1940年，邱会作为筹备七大，前往各根据地筹集资金，在新四军四师，他结识了妻子胡敏。从根本上讲，他与李作鹏有着相似之处，都曾在后方停留时间较长，而邱在后方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李。李作鹏于1937年投身前线，而邱则是在争夺东北时期，仅作为团架子被派往东北。此外，邱在八纵担任政治委员期间，八纵的司令一职长时间由黄永胜担任，黄永胜被调任六纵司令时，李作鹏则担任副司令。建国后，周恩来曾有意将邱调至国务院工作，但邱因一次出国考察之机婉拒，并向周恩来表示不愿离开军队，此事遂作罢。鉴于邱会作在后勤工作中的卓越贡献，1959年，他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长，并获得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誉，被誉为“最佳后勤部长”。

在运动初起之时，邱会作因恐惧遭受批判，选择了躲避。然而，军队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却命令他回到总后勤部面对群众，此举导致他被捕，肋骨被打断。林彪下令释放邱会作，而下达这一命令的是陈伯达。陈伯达虽是一位书生，却知晓林彪曾指挥过百万大军，但他从未亲眼目睹林彪下令的场景。林彪下达命令时，据说他手持铅笔在便签纸上书写，手却不由自主地颤抖。这一手抖的传闻，或许仅是野史中的记载。叶剑英元帅得知此事后，前往要求释放邱会作，并与林彪共同营救，最终成功救出了邱。此后，邱会作对林彪和叶剑英元帅充满感激，因为他担任后勤部长期间，与林彪在工作上的交集日益增多。然而，林彪大部分时间都不过问政务，许多迎来送往的事务都由林办主任叶群代为处理。

除此之外，九一三事件还波及众多将领。其中，曾任成都军区司令的梁兴初中将，以及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王秉璋中将，均受到牵连。王秉璋中将曾身为红五军团季振同的传令兵，继而在一一五师担任作战科长。林彪在山西遭遇枪击受伤之际，他则紧随其后骑马守护。此外，广州军区司令丁盛、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（曾任东野六纵十七师师长，其“四组一队”作战思想后被林彪采纳）、福建军区政委周赤萍，以及武汉军区政委刘丰（非双一系统）均被调离原职，退役离职。王秉璋更是曾一度被拘禁于秦城监狱。

林彪所乘飞机失事后，当这消息传至济南军区时，政委袁升平难掩悲痛，泪流满面。与此同时，一位姓张的上将因其“该厉害时不厉害”的评价而举报了袁升平，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。相比之下，关于当时军区司令杨得志的反应，却鲜有听闻。杨上将素以政治上的朴实与忠厚著称，毛主席曾评价他：“是个老实人。”在政治立场上，他并不那么激进，既不像肖华、杨成武那般性格桀骜不驯，也不似黄永胜、张爱萍那般张扬，即便表态，亦不如许和尚那般善于站队。再者，他不似罗瑞卿那般热衷于权力，在老帅们尚在世时，因性格直率而得罪了诸多同僚。

老实人终究不吃亏。